版)，44，24。。监察官的报告，也是说明大批银子送到前线，还没有发生功效就立即内流。而西北流寇作乱，更增加备兵筹饷的困难。

明代的文官组织，也达到了无法管制的程度。万历(朱翊钧) 的不亲朝，天启(朱由校)的信用魏忠贤，和崇祯(朱由检)的刚愎自用，只更使是非不明，人心离散，造成地方政府质量全面降低的趋势。

满清入主中国，在外方面纠正了明朝的缺点。在华北实行“囤地”当事者受害，却以八旗代替了明朝的卫所制度，减轻明末募兵供应的负担。用兵于前后“三藩”军饷浩大，但是银两流行于南方，不与民间经济相冲突。而且明朝的宗室和捐监，一朝罢废，也节省了很多无益的浪费，而大量地肃清了阻挠地方行政的恶势力。17世纪白银又继续不断地流入中国，更造成有利的形势。满清君主以尧舜自期，在政治上有澄清吏治的成就。而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入主，利用“薙发”及“文字狱”的威吓及修明史、征“博学鸿儒”的利诱笼络人心，都有实效。这样一来，在中国体制简单的情形下，各项措施，都打入重点。而康熙帝(玄烨)在1661年(顺治十八年)的江南奏销案大量打击各地区“赖粮”的缙绅，并且又在朝代之初各地修编《赋役全书》，把明末税收上很多不尽不实的地方，经过一番切实的整顿。所以 17世纪下半期以后，中国又有新兴朝代欣欣向荣的样子。

然则满清的改革与整顿，纪律与技术上的成分多，组织与制度上的成分少。开国以来各部尚书侍郎满汉各半，康熙帝以1711年的丁额为永久丁额，以后丁田归并，雍正(胤禛)帝执行“火耗归公”在这问题上的最近新著为Madeleine Zelin，The Magistrate’s Tael：Rationalizing Fiscal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’ing China(Berkeley，Calif。，1984)。，以其收入“养廉”并成立军机处，使皇帝与重要官员经常接触，对重要事件迅速处理，除了这几项措施之外，我们找不到更多的事例，算是清朝的创举。

而且在社会上讲，清朝人口更多，领域更大，生产力比明朝高，只是它的本质不能够和明朝有重要的差别。它的文官集团仍是以四书五经为精神团结的依归，社会组织仍是以尊卑男女长幼为纲领，上层机构与下层机构的联系，也全靠科举制度维持。鸦片战争时，道光(旻宁)帝对林则徐的指示和驳斥，仍表示中国官僚制度的习惯，真理由上至下，不容辩白。耆英对皇帝的报告，以及后来倭仁反对设立同文馆的奏折，也仍表示传统的内向及非竞争性之所在，不但明与清无异，即汉满蒙也没有根本的差别，因为这些文化的性格是长期历史上的产物，不是民族遗传的产物。

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把清史全部摈弃不要，从明史就直接跳到民国史？话也不能这样说，当然清史中也有它很多特别的地方，譬如广州的十三行贸易，就是明代所未有；清朝与各边区少数民族的关系，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；18世纪以后山西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也是很重要的节目，这种题材，俯拾皆是，史不厌详，这篇论文开始就已提及。清朝的267年间，必定有很多事故，值得历史学家的考虑，也还可能有若干被作家忽视的情形，将来一朝发现，可以改变我们对历史的观感。没有人敢狂妄地说清史不重要。